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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要素是:这是个真正庞大的国度。它有13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这是个异常巨大的数字,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包括19世纪美国作为大国的崛起在内,工业化国家的俱乐部还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申请者。到目前为止,加入俱乐部的都是些矮个子,中国的出现则是巨人的到来。20世纪60年代,人们在法国购买玩具时看到是“日本制造”的标志。后来的10年中,很快换成了“台湾制造”或“香港制造”。到90年代,又变为印尼或泰国制造。在21世纪最初几年,如同圣诞树周围摆放的那些儿童礼物一样,人们已经很难找到没有贴“中国制造”商标的玩具了!玩具生产的历史同纺织品、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许多工业产品一样,说明了20世纪后半期在亚洲各地发生的奇特的产业变迁,这种变迁使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走出了不发达状态。一位名叫赤松要的日本经济学家曾用“雁行模式”来比喻上述的经济发展历程。即使“两强说”尚未成为现实,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和中国肯定是新世纪世界经济中两个活力最强的国家。高盛亚洲公司的负责人胡祖六先生发表的计算结果显示,最近四年来,美国和中国共同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量的2/3。但两者内部的力量关系很不平衡。总有一只是狼,一只是羔羊。按照通用的方法计算,美国这只狼的国内生产总值高出中国这只羔羊的10倍,人均收入则是中国的10~30倍。即使按照最乐观的假设,在2030年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不可能超过美国。美国在向全世界发行货币,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可兑换货币。美国企业统治着经济界所有的重要行业,而他的对手中国在这些行业中还只能蹒跚学步,是一位正在学习认字的儿童。美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则更为明显。太阳国际集团对一些人来说,中国的确是个大市场。哈兰·桑德士上校就曾梦想能够在天安门广场开设第一家肯德基快餐店,那也许还是在1989年的风波之前。但很快,肯德基的奠基人就已经成为在中国最著名的商业形象。这家企业已在全中国开设了一千多家快餐店,钱可没少赚。另一家快餐店巨擘麦当劳则来得稍晚,但也在中国有了密集的快餐网,包罗了560家店。他们希望不久也达到1,000家。1,000家,这同样是其他许多人的梦想!必胜客已经有110家餐厅,星巴克达到了第70家。中国对外国产品的胃口使所有这些美国企业垂涎欲滴。但是,中国既是一个市场,更是美国企业的生产车间。中国与这些企业组织形成了一体化,对美国来说,这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工业上的相互依赖,同时也是货币和金融上的依赖。

太阳国际集团海尔的奠基人张瑞敏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位英豪,有一部长篇史诗式的电影——《首席执行官》叙述了他的成长故事。1984年,年轻的政府官员张瑞敏决定弃政从商。在青岛,这座距北京800公里外的港口城市,他收购了一家身陷困境的冰箱厂,紧接着又收购了第二家,再后来是另外几家,全都是冰箱厂。他让这些厂子转产,有的生产洗衣机,有的生产空调等。从90年代初开始,他成为国内无可争辩的龙头老大,占领了全国家电市场40%的份额,而且仍然在不断前进。从他所在的港口,张先生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他要在那里创造出全球品牌。20年来,海尔的销售额每年增长70%,凭借100亿美元的营业额(其中有10亿是外销),他成了业内的世界巨擘。英国《金融时报》的民意测验表明,海尔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中国企业。张瑞敏先生是杰克·韦尔奇的崇拜者,与此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他并不想就此止步。人们一向认为,中国没有世界品牌。而海尔在昭示:他们的断言很快就要作修正。今年4月,伊兹拉莱维奇先生来北京参加中法文化年的交流活动,其间,《参考消息》、《新京报》、《科技日报》、新华网、人民网等各大媒体都对他和《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进行了积极报道,中央电视台《今日关注》栏目还专门举办了他和外交学院院长吴健民先生就《当中国改变世界》引发的争议和话题进行的对话。中国的独特还在于它是一个国土辽阔的大陆国家。它的领土面积达到960万平方公里,位于世界前列,几乎是法国的20倍。它比俄罗斯(1700多万平方公里)要小,却远远大于印度,甚至大于美国。中国的矿产储备量是巨大的,无疑到现在还没完全探明。它还拥有多样化的气候条件。

这样一个新巨人的崛起,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崛起,自然不能不引起许多担心,甚至害怕。如果还要用动物来做比喻的话,那就如同一只大象走进了瓷器店。在《追忆似水年华》一书中,马塞尔·普鲁斯特描写了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感叹,她说,“中国让我感到不安……” 。今天,出于各自的目的,许多人都爱开玩笑式地引用这句名言。如果要拍成一部电影,那他们一定会给这部影片命名为《中央吸血鬼帝国》——当然是部恐怖片。他们会说,你难道没有一眼就看出来吗?那是个庞大的帝国,它正在吸食着全球的资源,损害着其他人的利益。它要吞食的不仅仅是奥运会的金牌,它还在抽取越来越多的能源和原材料。它把全世界的资本都吸引过来了——从3年前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了国际资本的最大投资目的地。它还在无耻地窃取别人的发明专利和就业机会。毫无疑问,影片最后的一个场景将采用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2004年竞选时印制在传单上的一张照片:一个法国人被剥光衣服,塞进纸盒子里,纸盒外面印着醒目的大字标识——“中国制造”。李先生与法国总统拥抱时表现得温文尔雅、笑容可掬,可还是难以掩饰内心的感动。这位中国工业家曾获得过不少荣誉,例如1995年在中国获得的“全国青年企业家”称号,2000年的“劳动模范”,2004年被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年度实业家”,等。他的经历可谓丰富多彩。今天,李拥有“他的”公司6%的资本。这家企业在深圳上市后,惠州市政府拥有其股权的25%,其余股权为其外国合作伙伴和广大股民所持有。他也已经淡忘了改革开放之前自己所遭遇过的种种磨难。2002年11月,他成为中共16大的代表,曾经备受世人瞩目。资本家和共产主义者集于一身?李东生露出微笑。无论如何,他总是很新潮。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没有大企业家,没有企业巨头。可他们错了。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人们会发现很多的“李东生”。励志小伙患罕见病仍不放弃学业 开着三轮车求学太阳国际集团20世纪最后20年,世界经济正处于“历史的终结”的甜蜜假想中。随着集权经济的没落和网络的升起,人们认为世界经济将走向上升,呈现强劲而稳定的增长,出现普遍、共享的繁荣。这会是“幸福的全球化”时期,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大脑都要代替双手,经济最终要和物质分离。商业活动也似乎将不再像过去那样饱受忽高忽低的周期之苦,也不会再受到分配问题的困扰。

如同大雁组成“V”字队形飞翔一样,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起飞,相互之间间隔10~20年。有时,某些经济体会成组出发。日本在50年代第一个起飞,很快就占据了“V”字队形的领头地位。它开始时也是依靠几个传统工业——那些需要聘用数量众多、价格便宜、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力的产业。到70年代,一群小雁(台湾、新加坡、香港和韩国)也焦急地加入了经济发展的长途旅行。此时,日本的产品已提高了档次,它把传统产业留给了这些后来的地区,带动了后者的经济腾飞。在东京,电子产品和汽车的生产代替了被新加坡、韩国拿走的小玩具。飞行可以继续进行下去,朝日帝国依旧占据着领头的位置,并且负责开拓新的天空:软件、医药、化妆品等。日本把老的产业不断传递给后来者,从而带动了群体的发展。在上述成功模式的启示下,从90年代开始,新的几只更为贫困的雁(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加入了飞行队伍,形成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梯队。它们又从比自己先进的国家所放弃的产业中找到了起飞的契机。面对中国龙的威胁,墨西哥狐狸的恐慌也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共同的心态。中国在充分利用自己的天然租金——其巨大的“后备军”,廉价的、低素质的劳动力,将影响扩大到世界其他工业部门。20世纪80年代,中国突然出现在人们所说的“传统”产业中(纺织、制衣、制革、玩具等)。90年代初以来,它的活动舞台明显扩大了,进入了更加“时髦“的产业(电器、电子、电信、信息等)。其结果是,中国这座“世界加工车间”每年生产了全球70%的玩具,60%的自行车,50%的计算机和照相机,35%的移动电话,30%的电视机和空调,25%的洗衣机,这还没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固然非常关注世界生产的这种大规模转移,但他们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再分配,首先会损害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的利益。在苏州工业园区,有一座七层的普通建筑。4,000名工人在那里干活,8,000只手昼夜不停地组装。杂陈的零件一一就位,在生产线的尽头,就产生了成批的鼠标。于是,旺达成了“中国制造”。参观一下那里的工厂原材料仓库,你就什么都明白了。在那里,供工厂进行“制造”的零部件还堆放在原包装里。从摩托罗拉的“芯片”,到安捷伦科技公司的光学系统,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美国制造。《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会计资料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小小的“中国鼠标”的血管中流动着许多美国的血液,在顾客支付的40美元中,只有3美元流向中国。构成一只“鼠标”的各种零件主要是由美国制造的,成本约为14美元,批发商和零售商拿去了15美元,“鼠标”的父母——它的设计者、罗技国际公司——拿走8美元,其中一部分交了市场营业税,其余的则要养活在加利福尼亚弗莱蒙厂子里干活的300名美国人。这300人所需的工资远远超过了苏州的4,000名中国工人。中国拿到的3美元还不全是支付工人工资,还要支付电费、仓储费、运输费和其他许多附加成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的大剧院推迟了建设工期。早到的寒流让户外工程不得不暂时冻结。但是,项目负责人并不过分担心。为了弥补几个星期的工期损失,在天气条件好转之后,他们将额外雇用几十个工人,日夜加班。一位工地领导说,“如果有用人需要,马上就会有好几百人报名”。在其他地方,例如深圳等南部沿海地区,台湾来的纺织企业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容易找到便宜的劳动力了。这些劳动力曾给他们带来巨额的财富,但随着电子工业的竞争,以及该地区员工培训水平的提高,工资也相应上涨了。不过没关系!如果劳动力不来找工业家,那么工业家就会去找劳动力。在各方面的慷慨的优惠条件吸引下,这些投资者把大量企业搬到内地省份。北京下令,到西部去。来自台湾的资本家们明白,他们在那里能找到听话和便宜的劳动力。于是,他们去了内地的教育中心城市(西安、成都、武汉等),在那里大力经营和投资。

人们曾经议论,世界经济已不可逆转地向非物质化转移,但中国却提醒大家,人类活动依然要依赖于物质。这种返璞归真让人们重新想起了“老式经济”:田野、矿山、高炉和港口……有人曾说,英特网的出现将使那些旧经济变得毫无用处。但是事实上,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例如法国,人们所说的这种“初级产业”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将在长期里继续影响其他经济产业:“第二产业”(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中国人每年要消费16,900亿支香烟,每年有10万人死于公路事故,在这片土地上,有170座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000万会弹钢琴的人……人们还可以继续无休止地罗列它的各种最高纪录。中国实际上自古就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帝国,这些数字对它而言既不新鲜也不独特。然而,它的硕大无朋却使它的腾飞具有了非常新鲜和独特的性质,成为前所未有的大事件,与以前在工业革命中起飞的小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一个具有世界人口20%的大陆国家正在进入工业世界,它所产生的影响与当年占世界人口仅2%的一个小群岛国家(日本)、乃至一组小群岛和小半岛进入工业世界时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能一样的。中国的巨大将迫使人们重新考虑全球化的风险。“对我们来说,19世纪是屈辱的世纪,20世纪是复兴的世纪,21世纪将是领先的世纪。”在北京,你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豪言,它反映着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在1820年之前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它要重新占据这个地位,这样的地位才与它的人口规模相符,也是它对历史的报复。担心和高兴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只是一个事实,是本世纪的重大经济事件。它正在影响并将更大地影响我们法国人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公升汽油的价格、银行提供的不动产贷款、人们的工资水平、工作机会的数量和质量,甚至每天的天气状况等。今后,没有什么可以逃出中国的阴影。圣诞树下面堆放的礼品,只是众多信号中的一个而已。“当中国觉醒的时候,世界将为之震撼”,这是拿破仑的名言,也为后来的阿兰·佩雷菲特所引用。巨人已经起身,大地中传来的冲击波宣告着它的到来。中国的巨大胃口也给转基因作物带来了转机。在日新月异的生物技术那里,中国领导人看到了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改善农产品质量的希望。从1986年开始,中国就在这方面积极开展活动,并且有可能轻而易举地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动员了数千名科学家从事这项研究,他们不会遇到任何人为的障碍。需要就是法则,即使研究会涉及到许多未知的领域也不要紧。在中国,人们不会太拘泥于谨慎从事的原则,同时也没有若泽·博韦教皇会来妨碍实验室的工作 。美国的产品在中国受到热烈欢迎,2004年2月,孟山都集团简直喜出望外,当时,中国同意购买它的某些转基因产品(大豆、玉米和棉花),随后又在订单上增加了菜籽油、玉米油和已经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番茄汁。实际上,中国本身也是转基因棉花的种植大户,位居世界第一——总共有900万棉农栽种了差不多70万公顷转基因棉。目前,中国正在对130多个转基因作物品种开展积极研究,其中近10种已获准进行大田试种。

世界贸易组织,这位世界市场的警察,肩负着打假的重任。制假是扰乱竞争的根源,制假者利用模仿获得好处,损害了原创者的利益。同时,他们还夺走了后者的工作,造假给亚洲、特别是中国带来了收益,却会使欧洲丢掉数十万个工作岗位。仿冒也可能是很危险的,仿冒品不都与正宗货一样可靠,例如飞机零件、酒精或某些药品便是例证。作为WTO的成员,中国已正式声明将遵守该组织的规则,在全国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连一些中国自己的著名品牌,如海尔、联想等,也开始被盗用了。有关当局曾坚定地宣布要打假,并不时采取一些打击行动(特别是对音像制品、软件等),但不过是给人制造错觉而已。它们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形式的“假货”。在中央帝国,仿冒品实际上仍然很有前途。世界会因为石油大战而走向毁灭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人们完全可以谈论后石油时期,谈论有朝一日全世界的油田都干涸后的情况。人们也可以想象,天然气在明天也许会引发同样的博弈,同样的爆炸。不过,就眼前来说,专家们几乎一致认为,石油作为现代经济的主要燃料至少还会维持几十年。问题在于,石油在这个星球上的分布太不公平了(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等等),这使得在今后很长时间内,石油始终将是全世界地缘战略博弈的中心。最近几十年来,世界石油市场始终为强大的美国所统治。而中国正在与“超级大国”美国展开直接而可怕的竞争,这将会深刻改变这个市场的面貌,同时将改变整个星球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太阳国际集团通过这种集体机制,该地区在20世纪后半期掀起了连续起飞的浪潮。这些浪潮形成了世界贫穷国家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起点。每一次浪潮都在工业国家中引起过恐惧,有时还导致了激烈的贸易战。在80年代初,法国普瓦吉埃地区的海关工作人员就曾扣留过日本的录像机。90年代,在国民议会的讲台上,一位议员举起标有“菲律宾制造”的小裤衩,试图阻止它在法国市场上的泛滥。这些自然的担心在事后看来显然是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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